第十四章 多了两百亩（2 / 4）

也就是说田赋对李正祥不是问题，但如果有大量土地能给自己种粮食，让自己有稳定的供货渠道，那就好处大于坏处了。

就这样，两者一拍即合，自耕农把土地送给李正祥，自己则变成给李正祥种地的佃户，有点像后世的土地流转；李正祥呢，他的好处更多，因为没费多少钱就增加了名下的土地，自抬了身价不说，还多了许多稳定的粮食供货源，大家都有好处。

而且，李正祥看似要交田赋，但这部分交给官府的田赋他还是要跟那些送田给他的佃户收的，顶多是没那么死板而已。

表面上看产生了土地依附关系，但这些佃户还是需要交官府要的那部分田赋，并且不必再交别的地租，经济上来说，等于佃户还是自耕农，但身份变了，并且有了一定抗风险能力。

因为万一交不起税，可以让李正祥先垫付，来年收成好了再还，不过这样一来，以后种什么得李正祥说了算，并且种的粮食也必须卖给李正祥，且价格也是李正祥说了算，一般都是市场最低价，让农民过的去而已。

对与大地主来说，他们在当地有权有势，既可以勾结官府弄虚作假，也可以提高地租，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佃户农民身上，还可以捐官，以官身的身份名正言顺的免钱粮，再加上他们往往还有别的营生，比如放高利贷，因此摊丁入亩对他们威胁不大。

所以说，摊丁入亩对大地主跟官僚打击不大，打击最大的，还是那些小地主跟自耕农，是一种典型的吃中间阶级，补下层阶级的政策。

对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跟自耕农来说，由于增加了田赋负担，让他们交不起税，因此要么卖地逃荒，要么就依附大户送田送地，自己甘愿为佃农。

远的不说，就以此时的李永吉一家为例。

前文说过，李永吉一家有五百亩地，看起来是个不小的地主了，但实际上这大部分田地都是人家甘愿依附过来的，李家只是占了个名，看似拥有不少土地，但也只是看上去很美，实际上土地还是人家自己在种，管辖权也是人家的。

这样一来，农民的风险小了，而李正祥也有了稳定的供货源，表面看起来都有好处，但好处最多的还是李正祥。

年景好，粮价虽然低，但那些依附自己的佃户自己就可以交官府的田赋，李正祥这个名义主人只是代为缴纳罢了，不亏，而且换银子的过程他还小赚；

年景坏，虽然佃户可能交不起官府要的田赋银，但由于粮价高了，自己卖粮的利润也高，那么先替佃户交赋税也不是个事儿，来年反正还能还给自己，无非就是没有利息收入，更何况，要是年景差，卖粮的高价可比那赋税的好处高多了。

这就是做贸易的商人跟做生产者的农民的区别，对粮食商人来说，无论年景好坏，他们都赚钱，抗风险能力强，可农民抗风险能力就差的多。

这事儿要说复杂是挺复杂，但要简单说，那就等于大家一起抱团合作，各取所需，来减低风险。

在自耕农来说，如果都是自己交田赋，由于都是定死的额度，而且官府是只收银子，等于要多剥削一次，这万一收成不好，交不起赋税，那可就要亲命了。

依附别家大户是个路子，但这涉及到一个信用问题。简单说，这大户得人品好，信誉好，还不能有太强的势力，万一是个恶霸，吃进去不吐出来，由于法理上土地已经成了人家的，地契上写了人家的名，人家不认账，斗又斗不过，那这事儿就没法说理了。

而李永吉的老爸李正祥，他本身是个粮商，是个商户，后来是靠花钱才捐了个监生，有了个免税的身份，但也主要是为了行商方便。对他来说，最害怕的就是粮价波动，收不上廉价粮，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廉价粮供货源就是重中之重。

田赋要的银子再高，对于李正祥这种粮食商人来说，也不算多少钱，可以负担的起，毕竟清朝的田赋其实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有所起伏的，不是一成不变，赶上大灾，朝廷往往还有免税甚至赈灾一说。